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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新的首都在哪里，是在波恩还是柏林。

（二）行政组织方面 1.国务院部门合力不足。但目前的行政许可清单还需要在优化清单和明确法律效力方面进一步提升。

实践中，有些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设定了行政许可。比如，《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设定了行政许可，但没有规定这些行政许可的申请条件。[11] ［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进口业务。上世纪80、90年代，英国放松监管改革取消的不仅仅是行政审批，而且还包括其他监管措施，其改革目的是更少、更好、更简单，只在必需的时候才进行管制，不把繁重的管制强加于商业，建立一个简约透明的管制框架，政府对数据的需求会更少，管制的收益大于成本。

（三）监督方面 法律的执行取决于投入的资源[23]，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也离不开监督资源的投入。行政许可法规定了什么是行政许可，但特别法设定的行政权力是否是行政许可，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制度原因在于特别法立法时没有明确是否设定了行政许可。从现代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法院的审查实践与现实主义的宪法解释观高度对应，后者的核心思想是，解释产生着宪法规范，因为解释赋予一项宪法规定以含义，从而决定何种行为应当发生。

当然，排除政治机关担任宪法审查职能，并不必然倒向司法审查模式。〔[61]〕 学者认为法国在2008年改革后亦回归到凯尔森的宪法司法模式，See Federico Fabbrini, Kelsen in Paris: Frances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Posteriori Constitutional Review of Legislation, in German Law Journal, Vol. 9, No. 10, p.1312.。See John J. Hurt, Louis XIV and the Parlemen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6. 〔[43]〕 Jean Brissaud, supra note 17, at 448. 〔[44]〕 Roger Bickart, Les Parlements et la Notion de Souveraineté National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 Alcan, 1932, p.132. 〔[45]〕 1789年11月3日，拉梅特（Alexander Lameth）动议废止高等法院，有人反对说高等法院已经解散了。第三，如果应予救济，是否应当由最高法院提供。

政治性宪法审查在名义上敬宪法若神明，实则弃宪法如敝履，这是值得深思的。〔[5]〕 如合宪性解释的方法成为近两年中极为热点的问题，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Ⅲ.鉴于，最后，国王陛下代表大臣们对前述问题的令人吃惊的各种答复，其中所明确表达的唯一意愿的方式，是毁灭君主政体之原则的有害计划，这种方式使国民（la Nation）只能求助于本院所明确表达的宣言来表明本院所负责维护的那些准则和表明本院所不能不宣示的那些情感。众所周知，法国在旧制度时期积累多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尤其是财政问题，到路易十六执政后进入总爆发阶段。〔[52]〕本文则以历史的视角说明，审查者自身的定位在逻辑上是更为前提性的重要原因。财政改革法案包括终止法院及其审查权的内容，这表明王权对审查机制充满敌意，那么，王权是否可以取缔基本法中的审查机制？这是否违反基本法？吊诡的是，巴黎高等法院不得不对取缔审查机制是否合宪这一问题进行审查。

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法院的审查就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法律模糊性而对政治彻底敞开了怀抱。自路易十四以来随着王权日益强大，法国旧君主制一直在专制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之间徘徊，因此如何限制王权从而防止王权走向自我毁灭成为旧君主制的固有难题，而神授论在这种条件下仅能说明王权在来源上是正当的，却不能说明其行使总是正当的，由此，巴黎高等法院的审查便成为解决难题的唯一途径。参见张翔，见前注〔6〕，第929页。审查权的行使方式其实与审查权威的确立在历史中是紧密相连的，审查机关既需要积极妥当地行使审查权，从而为政治提供额外的正当性来源，又需要消极地自我克制，从而不对主权构成政治竞争。

本法院另行命令，本判决将通过国王的检察总长立即送达各司法行政管辖区和司法总管辖区，以便其阅读、公布和登记，且国王的检察总长应负责将回执在下星期一送交本院各法庭。〔[26]〕 三、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 高等法院的注册权和谏诤权自确立后不断发展和强化，在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年至1483年）被普遍视为高等法院宪法权力的一部分，在17和18世纪得到了充分运用。

〔[50]〕 参见金邦贵（主编）：《法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59]〕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见前注〔14〕，第194页。

〔[9]〕强世功教授则进一步将白轲方案类比于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并予以复述和赞同。自由和财产构成公民的必不可少的和首要的权利。杜强强：合宪性解释在我国法院的实践，《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42]〕作为抽象审查，只抽象地讨论法案是否符合王国的基本法，缺少司法审查机制那种就案论事的务实与淡定，易于对审查对象造成模糊的认定。9.在解散法院的武力使法院无力由自身维持本判决所包含的原则时。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导致法院解散并不是孤例，在1648年至1653年的投石党（Fronde）运动和1771年至1774年的莫普（Maupeou）改革中，高等法院均曾因参与政治而遭到解散。

〔[62]〕 （法）伏尔泰，见前注〔16〕，第220页。当下的宪法审查发生学较为偏颇，仅以司法审查制为素材，依赖于司法审查范式的理论体系当然不足以批判政治性宪法审查及其误区。

李晓兵：法国宪法委员会1971年‘结社自由案评析——法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乎?，载李琦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1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首先，政治宪法学者认为党、人大和法院的审查权威依次递减，故而党的审查最值得倚重，因此，政治性宪法审查方案主要是在为宪法审查寻找足够的权威结构，这种主张虽不乏促进宪法实施的意味但却未能看到宪法审查的权威结构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而寻找更高权威的机构来担当审查职能更可能是个误区，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缺乏耐心的理论方案。

黄明涛：两种‘宪法解释的概念分野与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从比较宪法的角度，有必要准确且全面地探明政治性宪法审查的产生脉络，尤其是其存在与发展机理，这不仅有助于夯实宪法审查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我国宪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在认知上具有纠偏作用。

现行宪法委员会在设立后谨小慎微，逐渐打消了主权者的政治担忧，尽管如此，议会仍曾在1990年和1993年两次否决增设宪法委员会事后审查通道的议案。再如张翔教授对宪法解释模式与宪法实施路径的讨论，参见张翔：《宪法释义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1页。审查机关自身的属性将决定其如何行使审查权。向来研究高等法院者，均以巴黎高等法院为圭臬。

〔[22]〕 基本法的核心内容是：王权是理性的、慈父般的，它须尊重臣民的财产权、生命和荣誉。宫廷不知不觉地养成了把敕令和法令保存于高等法院书记室的习惯。

二者如果不能在共同的节制中实现双赢，那就必然会在殊死搏斗中携手走向毁灭。政治性宪法审查导致宪法虚无主义，必然需要向法律性的宪法审查过渡，从而在不取代政治的前提下充当政治正当性的额外源泉。

（法）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黄艳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3－84页、第438页。宣告法兰西是一个由国王根据法律进行统治的君主制国家。

一方面，高等法院不仅强化了王权，而且通过审查增强了王权和君主制的正当性，这可以解释高等法院的兴起对于法国宪法审查机制的落后，国内学者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强大的主权观念及其对宪法审查的消解，也就是卢梭主义的影响，其‘人民主权思想被革命者奉为圣经……任何对主权的限制，都被视为与人民为敌。〔[7]〕政治宪法学者强调宪法审查的政治性（一如其强调宪法的政治性那样），并主张按照政治性思路来重新规划我国宪法审查的具体方案。[73] 所谓自然法官，指正常设立的各级法院的法官，与它相对的是通过密札逮捕等各种绕过正常法庭的非正常程序。

我国宪法学者均赞成构建某种有效的宪法审查机制，其中或许掺杂着宪法学者促进宪法实施的朴素情感，然而，这种情感似乎从未得到决策者的理解与赞同。〔[57]〕 该名称并不表明它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协调机关，其组织构成和基本职能类似于法国1958年宪法设置的宪法委员会，具体参见1959年马拉加西宪法即第一共和宪法第46至53条。

在对前两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时，马歇尔强调人权保障和法治的重要性作为铺垫，而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马歇尔认为宪法高于法律，而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必须保证宪法得到优先适用，因此，结论是法院有权对普通法律进行审查，违宪则拒绝适用。伏尔泰曾不无微辞地描述高等法院反对引入印刷术、指责笛卡尔哲学、反对黎塞留建立法兰西学院的经过，并称此类判决怪异奇特、世所罕见，〔[62]〕而在1788年，它又反对国家的财政改革。

〔[64]〕 张翔：祛魅与自足：政治理论对宪法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政法论坛》2007年第4期，第31页。在表面上看，政治宪法学者首先考虑的是前者，而本文讨论的是后者，其实并不全然如此。